支秉彝(1911.9.28--1993.7.24)电信工程和测量仪器专家。江苏泰州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0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上海仪器仪表研究所名誉所长、总工程师、研究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提出的建议对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57年从事锰铜电阻元件老化处理的研究，解决了国产锰铜的质量问题。 负责电表三大关键元件(宝石、轴承、油丝)的质量攻关，组织研究了游丝的制造工艺和性能测试设备，制定了质量标准，提高了电表的精度和稳定性，为建立中国的计量标准做出了贡献。在国内首先组织仪表数字化的研究，为数字仪表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贡献。1976年开始进行见字识码汉字编辑方法的研究和试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附：支秉彝与“见字识码”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中华文化史上令人不堪回首的特殊岁月，神州大地还笼罩在黑夜的阴霾之中。
这是一间当时被称为“牛棚”的斗室，肮脏而潮湿，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整个房间密不透风，连一扇窗户也没有，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透过墙壁，可以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和“文攻武卫”的阵阵枪响。没有床，没有桌子，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具，仅在粗糙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张草席，使这６平方米的斗室显得格外凄凉。一盏白炽灯昼夜不灭，惨白的灯光照在墙上一幅刺目的标语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仅增添了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也说明了这间住房主人特殊的“身份”。
室内关押着唯一的“犯人”，看上去已经年愈花甲，饱经风霜的面容上还依稀保留着学者的风度。当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押入“牛棚”后，这位著名的总工程师，曾在德国工作过１１年专家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迫中断了自己毕生热爱的仪器仪表专业研究。
和当时许许多多身陷囹圄的老一辈科学家一样，时间对他已经所剩不多。
“我还能够做点什么呢？”他在室内踱来踱去：写检查？扪心自问，当年偕德籍夫人毅然返回故土，把自己的学识和才华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忏悔的。继续研究？既无仪器，又无仪表，不能够实验和分析，能继续进行什么课题呢？他最终停在了那张标语前，无意识地盯着用毛笔书写的大号字体，看着看着，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这是他设想过但一直无暇了却的夙愿， 也许现在正是一次机会，一种“天赐良缘”。
“是的，没有仪器仪表，但我懂得它们的原理；没有实验手段，但我还有能思索的大脑，还有通晓几国语言的优势，还有一颗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从此，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开始了一项极其艰巨宏大的工程——建造一种神秘的符号体系。他不敢用纸，因为每一张纸片都被人做了编号，只允许用来写检查，唯一可以用来记录思维的只有茶杯盖。日复一日，冬去夏至，他在斗室里挥汗如雨，在杯盖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还要随时提防“看守”的搜查——如果被人发现，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厄运在等待着他。他把自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全部爱心，都尽情地倾注在自己创造的各种符号上。这些符号，看起来又像英文，又象像德文，但都不能拼出任何有意义的外文字句，也许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弄清它们的含义。奇怪的是，有的时候他在茶杯盖上写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汉字，而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又一个的字母，更多的时候却是两者的交替。他没有资料，没有工具，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探讨和交流，凭借的只是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记忆力……。
整整六年过去了，当黎明又重新来临的时候，当知识又重新找回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仪器仪表专家额头上已爬满了皱纹，甚至只能够坐着轮椅来发表自己的论文。他终于看到自己含辛茹苦研究出的“神秘符号”取得了两项中国第一：中国报纸第一次报道的汉字编码，中国大陆第一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
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发明呢？中国的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当时人们只记得，在大体相同年代成就的陈景润“1 ＋2 ”陈氏定理，曾经被徐迟先生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弄得几乎是家喻户哓。那几麻袋草稿，那走路撞树的趣事，那“王冠上的明珠”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然而，同是在六平方米斗室里开创的另一个绝不比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逊色的重要成果，却由于时机不备的局限而鲜为人知。也许，连发明者自己可能都未曾想到，他在“牛棚”的茶杯盖上写下的那些符号，会拉开７０年代后期震惊神州大地的“编码现象”之帏幕，会触发古老汉字与现代电脑大碰撞的狂飙。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日，《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位仪器仪表专家和他发明的汉字编码。人们记住了他的姓名——支秉彝，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总工程师，他发明的编码做作“见字识码” ，是最早的“音码”方案之一。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张寿萱等学者用“支码”一举摘取了中国最早“换笔者”的桂冠。一本４２万字的《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学术著作，由宇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从键入第一个字开始，到装订成册为止，全部写作、编辑、印刷、出版周期，只用了１１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