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报讯，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总师兼总指挥叶培建是我国航天器研制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也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叶培建的父亲是一位抗日老战士，母亲也是一位老军人，因此他说话办事有一股兵家之气。他194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1968年在浙江大学毕业，1980年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留学，198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
1987年在五院502所任研究室主任。
1989年他开始协助杨嘉墀先生和已故五院副院长张国富同志工作，调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为院科技委中最年轻的常委，并任五院计算机技术副总师，后任总师。1991年到1996年，历任五院院长助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设计师、资源二号卫星总师兼总指挥。2000年被评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防科工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近年来，叶培建还担任哈工大、北航、南航、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多名。
命中注定的航天专家
50年代的西子湖畔一所部队小学校里，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男孩，叫叶培建，40年过去以后，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卫星专家。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这是全省、乃至在全国都算一流的中学。上中学时他当过的最大官儿就是学习委员。年轻人本来就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那是风起云涌的日子，正是孕育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年代，叶培建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外交家。
高中毕业时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接受了军人父亲的教诲，父亲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而他想搞飞机专业，因此他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
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
心贴祖国的科学博士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他太渴望再读一次书。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瑞士的景致很美，瑞士的山高雪白，但这些都不能分散他读书的兴趣，他是一个要做学问的人。当时国外还不承认我国的大学文凭，他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同等资格考试，获得了博士生资格。1982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过他是如何通过语言关、资格关的。
瑞士国土不大，教育却很发达，制度严格。当时邻国法国有国家博士、工学博士或科学博士、大学博士几项学位，而瑞士仅有一项：科学博士。1983年，他以一篇论文，获得了瑞士纳沙太尔大学颁发的等同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但是他不满足，他要获得一个瑞士的科学博士。又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他获得了纳沙太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手写中文计算机在线自动识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所每半天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喝咖啡而被称为“咖啡时间”，这个时间也成了叶培建对各国同事宣传中国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可是一提起中国，在西方人的概念里还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样子。叶培建庆幸自己有着博览群书的优势，他教同事们讲中文；向他们讲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讲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讲美丽神秘的西藏，字字句句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并渐渐地有了一些影响。有一次还被邀请到瑞士一个协会为公众专题讲中国的西藏，那次演讲纠正了不少人原先对中国的错误概念。
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五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所学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他出国后所想的就是为祖国的强盛做贡献。异国的环境、异样的风情成为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中华情结的最好背景。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大看电影，他把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多年以后，当五院教育处长冯合献访问纳沙太尔大学时，学校的人还向他介绍叶培建努力学习的事情。
敢吃螃蟹的知本富翁
回国后他先是在502所工作，马上参加了“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的设备。当时的条件很差，他和技术人员一起背着仪器乘火车，在晋煤外运的线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数据，修正模型。没有信息网络就利用铁路电话线传输数据构成系统。后来这个项目成为502所的拳头产品，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199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因此他成了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他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他任院计算机工程总师十多年来，五院计算机应用从设计、制造、生产到管理全面开展。他成为五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科技集团公司CAE总师梁思礼院士曾经评价说：“五院计算机工作开展得很好，真正在型号中发挥作用了，是几个院里首先上INTERNET网的单位。”
看书多是他最突出的特长，而记忆力好可以算是由此而引申出的一个特点了。他的家中藏书近千册，尤爱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二十五史》、《百科全书》这样大部头的书他存有上百部。读史令人明鉴，也许正是史书客观写实的一面，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以至影响到他的为人处事。
超凡的记忆和流利的口才使他具有一副学者风范。作为中国科协高技术报告团成员，他经常把航天知识、卫星应用以及计算机知识向大众传播。他曾在北京市科委干部进修学院演讲6次。他给部队指战员讲；给贫困山区的干部和孩子们讲；给中学生讲；配合国际和平周，给北大、人大、理工大的学子们讲；给安徽蚌埠市全体干部讲；在中央电视台讲；1999年，他在中央党校给全体学员讲《航天与人类》，受到了高度赞扬。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安排在周日，因为他太忙，只能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爱上“第一”的卫星总师。
1993年，叶培建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师，开始了他领导卫星研制工程的历史。1996年，他担任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师兼总指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属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中有其广泛的作用。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马兴瑞副总经理的话说，在我国已有的卫星中，这颗星是“最大最重的星，具有最高的分辨率，最快的传输速率，最高的姿态精度，最大的存储量”。他凭着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很短时间就进入了状态。从此以后，在两院院士闵桂荣的带领下，他们开创了好几个第一。
这颗星第一个实现了星地一体化设计，这意味着在卫星研制中不仅要对星体本身的技术负责，还要对地面应用系统的集成技术负责；这颗卫星还第一个进驻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因此研制队伍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实体化改革以及AIT一体化的第一批实践者。
在卫星型号研制管理过程中，他是第一个实践把电测与总体分开的总师，为测试队伍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他又第一个提出在卫星进入发射场前要进行整星可靠性增长试验，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地面。
这诸多的“第一”实践充满艰辛，这些难度的跨越无疑是对他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2000年9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发射圆满成功，并按时在轨移交，至今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用户和上级的好评，2000年，这颗卫星被授予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成功了。
作为总师，他对卫星研制技术工作要求精益求精，抓大也抓小，甚至细化到卫星的各级技术状态。他常说：对质量问题就是要“捕风捉影”，才能亡羊补牢。集团公司质量部的人员说：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质量透明度是最高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人家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作为两总的叶培建，对队伍的管理以严格著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每天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一天的工作按顺序列出；每逢节假日，他总是要到试验现场转一转，2000年的五一节，七天假，他和试验队一起加了五天班。他注重队伍的精神状态，在试验队里开展了“温暖工程”。队员的个人需求，他都要尽力而为，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靶场，他创造性地执行五院徐福祥院长关于型号研制的两个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为了强化“电测”这一关键工序，他编成“十好歌”在队员中广为传诵：
思想状态精神好，岗位责任落实好，口令应答准确好，操作执行无误好，判读数据及时好，表格填写规范好，班前班后会开好，计划调度有力好，问题归零认真好，政策兑现大家好。
这一个“好”字了得！电测工作既是主线，又是要求，贯穿和浓缩了工作的全部内容，朗朗上口。
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他的苦恼与悲伤，近来大家都在为他夫人的不幸去世深感震惊和惋惜，但我们祝愿他能早日走出生活的阴影，抖擞精神，以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告慰夫人在天之灵！
“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忧。”中国入世后，叶培建作为中青年航天技术专家，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已经把身心融入到祖国的命脉之中，他要以自己的忠诚为泱泱中华的神采着色！
岁月火花 一句话里见高下
叶培建留学时，在一次用餐的时候，一位在瑞士留学的外国学生边吃冰淇淋边问：“叶，你们中国有冰淇淋吃吗？”他觉得这话很刺耳，就回敬了他：“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知道用冰保存食物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可能还没有穿衣服呢！”话也刺耳，却充满对祖国母亲的爱戴。
近年来，叶培建还担任哈工大、北航、南航、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多名。
命中注定的航天专家
50年代的西子湖畔一所部队小学校里，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男孩，叫叶培建，40年过去以后，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卫星专家。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这是全省、乃至在全国都算一流的中学。上中学时他当过的最大官儿就是学习委员。年轻人本来就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那是风起云涌的日子，正是孕育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年代，叶培建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外交家。
高中毕业时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接受了军人父亲的教诲，父亲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而他想搞飞机专业，因此他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
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
心贴祖国的科学博士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他太渴望再读一次书。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瑞士的景致很美，瑞士的山高雪白，但这些都不能分散他读书的兴趣，他是一个要做学问的人。当时国外还不承认我国的大学文凭，他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同等资格考试，获得了博士生资格。1982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过他是如何通过语言关、资格关的。
瑞士国土不大，教育却很发达，制度严格。当时邻国法国有国家博士、工学博士或科学博士、大学博士几项学位，而瑞士仅有一项：科学博士。1983年，他以一篇论文，获得了瑞士纳沙太尔大学颁发的等同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但是他不满足，他要获得一个瑞士的科学博士。又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他获得了纳沙太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手写中文计算机在线自动识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所每半天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喝咖啡而被称为“咖啡时间”，这个时间也成了叶培建对各国同事宣传中国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可是一提起中国，在西方人的概念里还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样子。叶培建庆幸自己有着博览群书的优势，他教同事们讲中文；向他们讲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讲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讲美丽神秘的西藏，字字句句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并渐渐地有了一些影响。有一次还被邀请到瑞士一个协会为公众专题讲中国的西藏，那次演讲纠正了不少人原先对中国的错误概念。
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五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所学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他出国后所想的就是为祖国的强盛做贡献。异国的环境、异样的风情成为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中华情结的最好背景。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大看电影，他把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多年以后，当五院教育处长冯合献访问纳沙太尔大学时，学校的人还向他介绍叶培建努力学习的事情。
敢吃螃蟹的知本富翁
回国后他先是在502所工作，马上参加了“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的设备。当时的条件很差，他和技术人员一起背着仪器乘火车，在晋煤外运的线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数据，修正模型。没有信息网络就利用铁路电话线传输数据构成系统。后来这个项目成为502所的拳头产品，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199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因此他成了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他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他任院计算机工程总师十多年来，五院计算机应用从设计、制造、生产到管理全面开展。他成为五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科技集团公司CAE总师梁思礼院士曾经评价说：“五院计算机工作开展得很好，真正在型号中发挥作用了，是几个院里首先上INTERNET网的单位。”
看书多是他最突出的特长，而记忆力好可以算是由此而引申出的一个特点了。他的家中藏书近千册，尤爱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二十五史》、《百科全书》这样大部头的书他存有上百部。读史令人明鉴，也许正是史书客观写实的一面，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以至影响到他的为人处事。
超凡的记忆和流利的口才使他具有一副学者风范。作为中国科协高技术报告团成员，他经常把航天知识、卫星应用以及计算机知识向大众传播。他曾在北京市科委干部进修学院演讲6次。他给部队指战员讲；给贫困山区的干部和孩子们讲；给中学生讲；配合国际和平周，给北大、人大、理工大的学子们讲；给安徽蚌埠市全体干部讲；在中央电视台讲；1999年，他在中央党校给全体学员讲《航天与人类》，受到了高度赞扬。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安排在周日，因为他太忙，只能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爱上“第一”的卫星总师。
1993年，叶培建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师，开始了他领导卫星研制工程的历史。1996年，他担任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师兼总指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属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中有其广泛的作用。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马兴瑞副总经理的话说，在我国已有的卫星中，这颗星是“最大最重的星，具有最高的分辨率，最快的传输速率，最高的姿态精度，最大的存储量”。他凭着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很短时间就进入了状态。从此以后，在两院院士闵桂荣的带领下，他们开创了好几个第一。
这颗星第一个实现了星地一体化设计，这意味着在卫星研制中不仅要对星体本身的技术负责，还要对地面应用系统的集成技术负责；这颗卫星还第一个进驻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因此研制队伍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实体化改革以及AIT一体化的第一批实践者。
在卫星型号研制管理过程中，他是第一个实践把电测与总体分开的总师，为测试队伍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他又第一个提出在卫星进入发射场前要进行整星可靠性增长试验，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地面。
这诸多的“第一”实践充满艰辛，这些难度的跨越无疑是对他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2000年9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发射圆满成功，并按时在轨移交，至今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用户和上级的好评，2000年，这颗卫星被授予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成功了。
作为总师，他对卫星研制技术工作要求精益求精，抓大也抓小，甚至细化到卫星的各级技术状态。他常说：对质量问题就是要“捕风捉影”，才能亡羊补牢。集团公司质量部的人员说：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质量透明度是最高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人家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作为两总的叶培建，对队伍的管理以严格著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每天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一天的工作按顺序列出；每逢节假日，他总是要到试验现场转一转，2000年的五一节，七天假，他和试验队一起加了五天班。他注重队伍的精神状态，在试验队里开展了“温暖工程”。队员的个人需求，他都要尽力而为，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靶场，他创造性地执行五院徐福祥院长关于型号研制的两个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为了强化“电测”这一关键工序，他编成“十好歌”在队员中广为传诵：
思想状态精神好，岗位责任落实好，口令应答准确好，操作执行无误好，判读数据及时好，表格填写规范好，班前班后会开好，计划调度有力好，问题归零认真好，政策兑现大家好。
这一个“好”字了得！电测工作既是主线，又是要求，贯穿和浓缩了工作的全部内容，朗朗上口。
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他的苦恼与悲伤，近来大家都在为他夫人的不幸去世深感震惊和惋惜，但我们祝愿他能早日走出生活的阴影，抖擞精神，以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告慰夫人在天之灵！
“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忧。”中国入世后，叶培建作为中青年航天技术专家，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已经把身心融入到祖国的命脉之中，他要以自己的忠诚为泱泱中华的神采着色！
岁月火花 一句话里见高下
叶培建留学时，在一次用餐的时候，一位在瑞士留学的外国学生边吃冰淇淋边问：“叶，你们中国有冰淇淋吃吗？”他觉得这话很刺耳，就回敬了他：“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知道用冰保存食物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可能还没有穿衣服呢！”话也刺耳，却充满对祖国母亲的爱戴。
